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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五年。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十四五”期间，我国在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优质企业培育、先进集群建设及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工业占比过早下滑、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基础薄弱、创新效能不高、绿色转型压力大等结构性挑战。为破解这些难题，“十五五”时期需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坚持创新驱动、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开放协同、绿色转型五大战略，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数智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从制度建设、政策支持、要素配置、国际合作等方面完善支撑保障体系，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竞争新优势，更好地推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核心内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面临深刻调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成为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课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全会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系列部署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新型工业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

　　围绕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演进，学术界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谱系。在理论构建层面，刘世锦较早探讨了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内涵。他认为，与传统工业化不同，新型工业化是体现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进程的工业化，是高新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对经济系统的渗透融合、改造升级作用加大、程度加深，从而使经济体系现代化程度不断上升的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的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进一步系统提炼了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内核，提出其具有新的效率源泉、生产要素与组织形态，强调以人为本、自主创新与绿色低碳等核心内涵，为理解新型工业化提供了系统分析框架。黄群慧、李芳芳则从理论对话角度指出，中国新型工业化实践不仅超越了西方传统理论，也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体现了理论创新的自觉。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探索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新形势与新挑战，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仍待深化：一是阶段衔接不足，多数研究未充分结合“十四五”向“十五五”过渡的阶段性特征，对“十四五”积累的问题与“十五五”面临的新挑战的关联性分析薄弱；二是系统整合不够，现有路径研究多聚焦单一领域，缺乏对“科技—数字—绿色—开放”多维度政策的协同设计；三是实操性待强化，部分研究侧重理论框架，对“十五五”时期具体政策工具的探讨不足。基于此，本文以既有研究为基础，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其一，结合“十四五”成效与“十五五”新环境，系统阐释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紧迫性；其二，客观剖析工业占比下滑、产业基础薄弱等突出问题，填补现有研究对“十四五”问题总结的系统性缺口；其三，构建“五大战略+政策保障体系”的综合框架，提出具有“十五五”阶段特色、可操作的路径与政策建议，以期为构建自主可控、高效协同、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首先，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型工业化是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要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高质高效、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共同富裕为基本特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发展方向的工业化发展新范式。其战略意义首先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作用上。习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之源，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没有工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和国家的现代化。通过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可以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提供强大的动力牵引。更进一步看，新型工业化不仅体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更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它通过实现科技创新自主可控，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确保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通过绿色低碳转型，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数实深度融合，推动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跃升，为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劲动能。因此，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关乎制造强国建设，更是顺利推进和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撑与战略引擎。

　　其次，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新型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一方面，新型工业化通过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能够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通过提升国际竞争力，能够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通过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技术领先企业，增强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再次，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抓手。当前，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而我国仍面临诸多“卡脖子”技术瓶颈，产业基础能力仍有待加强。新型工业化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导向，不仅提出明确的科技需求，更通过庞大的应用场景和体系化产业生态，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试验场、迭代空间和规模化落地通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攻关才能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单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我国能够系统部署并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新材料、精密仪器等领域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战略领域，新型工业化以市场需求牵引科技创新，助力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不仅可为高水平科技自强提供产业载体，更会成为孕育新增长引擎、塑造新竞争优势的核心舞台。

　　最后，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型工业化作为创造财富、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一是新型工业化能够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随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将带动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收入增长。同时，新型工业化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二是新型工业化能够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集群发展，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特别是通过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让工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新型工业化发展成果。三是新型工业化能够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为共同富裕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物质技术条件。

　　一是产业基础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已有近百种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85种标志性关键基础材料实现工程化、产业化突破，其中集成电路年产量较“十三五”末增长72.6%，新增约1900亿块，越来越多的产品装上了“中国芯”。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信息通信设备、机器人、电力装备领域的自主可控程度明显提高。国产高速动车组齿轮传动系统打破德国和日本的长期垄断；工程机械液压件完成国产化设计与制造，产品质量、技术和成本均优于之前严重依赖的日本川崎公司，有望全面实现进口替代；高精度平面磨床等工业母机关键技术实现突破，进一步夯实了制造业根基。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通过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4年底，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人350台，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智能制造工厂数量较2020年增长1.5倍。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316.8万辆和1286.6万辆，分别同比增长38.7%和35.5%，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完善。在输变电行业，我国主导建立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成套装备国际标准体系，装备关键部件自主化率超80%，输变电成套装置出口比重提升至28%，产品可靠性及技术指标领先全球。在5G领域，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5G终端用户超5.2亿，占全球用户总量的85%以上，5G基站总数突破400万个，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优质企业群体持续壮大。“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企业500强质效水平实现显著提升，2024年营业收入达52.01万亿元，较2020年的37.42万亿元增长39%，入围门槛从100.7亿元跃升至170.62亿元。创新驱动作用持续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从2020年的15271.3亿元增至2024年的22547.7亿元，增长47.6%，研发强度从1.42%提高至1.64%，2024年有效发明专利达到104.5万件，同比增长13.5%。我国已成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6万家，较2020年末的1992家增长6.3倍，其中九成以上涉足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领域。2024年，这些“小巨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4万亿元，较2020年全国“小巨人”企业约5239亿元的营收规模增长8.2倍，以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约3%的数量，贡献了6%的营业收入和9.7%的利润。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成效显著，A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146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全球独角兽榜，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43%。这些企业发挥链主企业产业生态主导作用，牵引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截至2024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突破50万家，较2020年的39.94万家增加10.06万家，增幅达25.2%，企业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四是形成了一批规模优势突出、集聚集约效应明显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优势产业集群。从工业和信息化部2022年和2024年先后认定的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情况看，这些集群以不足全国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制造业28.7%的增加值和23.4%的出口额，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显著高于全国制造业平均水平。从产业分布看，我国已构建起涵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冶金、轻工业、化工九大行业的现代产业集聚网络。其中，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集群表现尤为突出，29个集群贡献了全国25%—30%的重大技术装备产值，长三角大飞机集群实现了C919客机70%的零部件本土配套率。在新兴产业领域，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CPU—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整机终端—超级计算—网络安全”全产业链条，集聚了3.3万余家企业，广深佛惠莞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产量占全国2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集群呈现出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如苏州纳米新材料集群带动周边200公里内形成500多家配套企业，郑南商许超硬材料集群工业金刚石产量占全球95%以上。从国际比较看，这些中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在产业规模上已接近德国“工业4.0”集群水平，其中长三角数字产业集群企业密度（89家/平方公里）已超过硅谷地区（72家/平方公里）。随着集群内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技术交易额突破万亿规模，这些集群正成为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载体。

　　五是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十四五”期间，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格局，我国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20年的2.4%提高到2024年的2.68%，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2024年研发经费投入达3.63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2.5倍，年均增速达11.1%，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达2500.9亿元，占研发总投入比重升至6.88%。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超过65%。尤其是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实现了系统性突破：航天领域，“嫦娥工程”使我国成为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天问一号”首次火星探测即完成“绕落巡”三大目标。深海探测领域，“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创下10909米深潜纪录。高端装备制造领域，C919大型客机获得国内外订单超1200架，国产化率从50%提升至60%；全球首座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并网发电，设备国产化率达93.4%；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突破5000项关键技术。这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的世界地位，而且为“十五五”时期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一是工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态势。“十四五”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颓势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扭转，而且大有加剧之势。202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30.1%，比2020年又下降了0.7个百分点。更为严峻的是，在我国全部41个大类工业行业中，2023年有超过一半的工业行业营业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同期全国GDP的增长速度，其中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医药制造业等十二个工业行业还出现了全行业负增长的严峻状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制造业所占比重下降大多出现在后工业化阶段，而我国目前人均GDP还不到1.5万美元，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更谈不上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个时期工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损害，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其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如长三角部分城市纺织、电子组装企业向东南亚转移后，本地不少中小配套企业因订单流失陷入困境。工业占比过快下降直接削弱了实体经济吸纳就业能力，工业就业人数占比快速下降，同时导致产业链安全缓冲空间缩小，关键环节断链风险加剧，产业空心化苗头已对经济稳定运行构成潜在威胁。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当前，我国工业内部结构仍以中低端为主，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制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的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普通工业制成品产能规模庞大，产品供给普遍过剩，市场同质化恶性竞争比较严重；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和工业新质生产力等还存在明显短板，供给能力明显无法满足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装备制造业为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已多年稳居世界前列，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结构不合理依然存在：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大量企业集中在技术门槛较低的领域，如普通机床、普通中小型电机、普通焊接设备等，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恶性竞争，利润微薄，甚至依赖政府补贴维持生存。另一方面，高端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在高端数控机床（五轴联动数控铣床/车床、大型卧式加工中心）、航空发动机核心机械部件（高压涡轮叶片、整体叶盘）、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核心机械部件（CT旋转机架、MRI梯度线圈）、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RV减速器、高精度伺服电机）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国产化率低，长期依赖进口。数据显示，当前我国80%的高端芯片、80%的发电设备优质大型铸锻件、85%的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以及近100%的高铁轴承都依赖国外进口。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加剧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限制了我国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使制造业企业很难摆脱“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售困难导致盈利不足—创新投入力不从心—转型升级举步维艰”的恶性循环，进而限制我国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业发展后劲与潜力，甚至导致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停滞不前。

　　三是产业基础仍然薄弱，“卡脖子”风险比较突出。迄今为止，我国工业的产业基础不牢、地基不稳、“缺核少芯”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多个领域存在一些短板产品和技术，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试验验证条件不健全、推广应用困难问题仍很突出。数据显示，我国产业基础核心领域自给率仅为30%～40%，部分关键环节对外依存度高达90%～100%（如C919配套的CFM56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整体叶盘100%依赖进口），产业链断点、堵点集中显现。在重大基础装备领域，高档数控机床定位精度与德国、日本产品的差距达2—3个数量级，航空发动机寿命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60%，高性能医疗器械如质子治疗设备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在关键基础材料领域，高端碳纤维、半导体光刻胶、高压输变电绝缘材料等对外依存度超70%，航天领域部分核心元器件仍受限于海外供应，一旦遭遇技术封锁将直接影响重大工程推进（见表1）。以生物医药为例，我国专用培养基、动物细胞培养、酶制剂、高端发酵菌种等重要原材料，高端影像用传感器和光电检测及光电倍增管等关键零部件，均不同程度受制于欧美发达国家；部分产品、设备国产替代率低，进口依赖度高，且来源较为单一，核心技术有待突破；靶点发现、药物工艺等基础研究能力与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还相对薄弱。由于制造业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等问题，我国仍有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核心装备面临美西方国家“卡脖子”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美西方对我国打压和脱钩断链的意图十分明显，其企图通过发现并利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来遏制我国的行动和现象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露骨。这无疑将放大我国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与设备对外依赖程度大的风险。

　　四是创新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尽管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愈益受到重视，我国工业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是与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研发投入强度相比，我国工业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研发投入力度明显不足。从国际比较来看，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30.7%的企业有研发活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55%，而美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4%。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强生集团是美国生物医药龙头老大，其2023年营业收入852亿美元，研发费用为151亿美元，研发强度高达17.7%。与之相对照，国药集团是我国生物医药龙头老大，其2020—2023年累计科技投入和工业设施投入只有71.4亿美元，尚不及强生集团一年研发投入的一半。从国内比较看，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比整个国民经济的研发投入强度低1.1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工业创新链条不畅，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学研用之间的协同效应未能有效发挥，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效率不高，难以适应转型升级的需要。由于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原始创新不足，通过引进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完成组装生产依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惯常做法。以智能手机产业为例，华为、Oppo、Vivo和小米等中国顶级品牌的关键核心技术供应商如谷歌、三星、高通、博通以及领先的半导体公司ARM和NXP等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世界各国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获得国外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渠道面临风险，更加凸显了中国先进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的巨大隐患。

　　五是资源环境压力大，工业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兼容性差。尽管“十四五”以来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能耗和污染排放水平持续下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但是，由于我国工业碳排放量基数大、污染治理任务重、转型时间窗口紧，加之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工业能耗和排放主体行业占比较高，部分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尚未摆脱粗放发展模式，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1）粗放式生产方式依然存在，量大面广的制造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普遍采用粗放型生产模式，能源消耗高。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平均为1.15吨标煤/万元，但中小型企业普遍高出30%—50%，部分行业甚至翻倍。（2）资源转化效能与国家节能降碳改造升级的标准相比还有差距。例如，有色金属的各子行业中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铜冶炼行业约占10%、电解铝行业约占20%、锌冶炼行业约占15%。（3）重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能力较弱。例如，2024年中国绿色设计产品仅占工业产品总量的5.8%，远低于欧盟的28%。（4）制造技术及工艺水平不高，工业报废产品的再利用水平低，资源化利用的二次污染问题还很突出；绿色制造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存在明显短板，企业主动进行绿色制造改造升级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强。（5）法规标准体系尚不健全，不同地区之间的企业绿色制造水平存在显著梯度差异。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工业减碳需求与减碳能力严重不匹配，工业绿色低碳化发展任重道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更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迈向高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石。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力。要坚持“问题导向、企业主体、点链协同、分类施策”的基本方针，立足我国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持续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尤其要优化投入结构，显著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加快突破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系统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具体推进中，一要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和根基，决定着产业创新的深度和广度。我国在芯片制造、高端仪器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本质上是基础材料、基础算法、基础工艺的研究积累不足。要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投入，特别是要引导社会耐心资本积极投向基础研究领域，争取到“十五五”末的2030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要紧密围绕产业发展的断点、堵点、卡点问题，按照急需先行、重点突破、战略储备的梯次思路，动态编制和更新“一表一榜一单”（产业短板动态表、关键产品“揭榜挂帅”榜单、工业“六基”攻关清单），明确主攻方向和任务。在人工智能算法、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空天科技等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系统部署一批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力争实现更多“从0到1”的重大原创突破，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

　　二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造创新资源整合的枢纽。创新不是单一主体的单打独斗，而是区域、行业、企业三类平台协同联动的系统工程：区域创新平台（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负责搭建创新生态，集聚跨区域的人才、资金、技术资源；行业创新平台聚焦共性技术攻关，解决单个企业难以承担的行业性技术难题；企业创新平台（如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则承担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将技术创新落地为实际产品。三者协同才能打破“创新孤岛”，形成“上游基础研究、中游技术攻关、下游产业应用”的闭环。为实现这一目标，需推动三类平台联动发展：一方面协同推进区域性创新平台建设，打造创新要素集聚高地；另一方面推进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填补产业技术空白；同时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三要开展三大协同攻关，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堵点。当前我国创新存在产学研脱节、全链条断裂、产业链协同不足等突出问题，必须通过三大协同攻关，实现创新资源的精准配置。一是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工业“六基”（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领域技术复杂度高、投入大，单靠企业难以突破——企业具备产业化能力但缺乏基础研究储备，高校院所拥有科研优势但缺乏市场对接能力。因此需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组建产学研用联合体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多渠道创新资源，让基础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技术。二是开展“一条龙”协同创新。重要产品从设计到示范推广是一个全生命周期过程，任何一个环节掉链都会导致技术无法落地，如某类高端装备，即便设计先进，若缺乏配套材料或检验检测技术，也难以量产。因此要以需求为牵引，组织覆盖“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优化—生产制造—检验检测—批量生产—示范推广”的全链条应用示范，确保技术创新从头至尾贯通。三是开展链式协同攻关。产业链中龙头企业掌握生态主导力但需配套支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但缺乏市场渠道，二者协同才能形成“1+N”的创新合力。支持龙头企业发挥“超级用户”作用，带领中小企业建立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整合机制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链整体升级。

　　数智化转型是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是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抓手。必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推动工业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关键在于处理好技术先进性与应用实用性、数据开放共享与安全保护、数智化转型与就业稳定的关系，确保转型过程平稳有序、效益显著。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各环节深度融合与规模化应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产品及智能制造装备，不断拓展数字经济新空间。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扩大5G网络覆盖和规模化应用，前瞻部署6G网络，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和普及深化，拓展数智赋能新型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

　　二要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是培育壮大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推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着力培育创新性高、竞争力强、辐射面广和回报率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壮大人工智能、6G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业，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制造业，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等，加快培育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培育一批具有建链、延链、伸链能力的链主企业，加快培育一批集聚集约高效的世界性产业集群。

　　四要打造一大批高端工业产品品牌。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工业产品档次还不太高，尤其缺乏世界知名品牌，使得中国工业企业获利十分微薄，许多时候甚至是赔本赚吆喝。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引导企业将品牌建设深度融入战略布局，强化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活动。聚焦市场需求痛点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严控生产全流程质量，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计升级、精准营销等多种手段，持续提升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品牌美誉度。积极打造一批品牌形象卓著的行业品牌、区域品牌和国家品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中国产品为中国品牌，让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赢得尊重，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高质量推进注入持久动力。

　　绿色低碳转型是新型工业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这为“十五五”时期新型工业化的绿色低碳转型指明了方向。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方式，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窗口紧、传统高耗能行业占比高、绿色技术储备不足等多重挑战，必须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全面融入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各领域，以节能、降碳、增效为主攻方向，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制造业绿色化改造，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现代工业体系，切实提高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兼容性。

　　国家层面应建立健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政策协同和行动配合，形成中央统筹、部门联动、地方主责、企业主体的工作格局。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引导各地各部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策观，制定和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建立健全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机制，聚焦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推动一批战略性、引领性、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优化政策，完善产业新赛道识别和培育机制，紧密追踪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动态，加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方向的研判，定期发布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新赛道指导目录，引导社会资源集中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空天技术等战略性领域。

　　完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一揽子政策措施，形成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合力。政策制定要注重差异化、精准化，避免“一刀切”。要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统筹中央财政相关专项资金，加大对产业基础再造、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产业新赛道培育等的支持力度。建立政策评估和调整机制，提高政策效能，落实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金融支持工具，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制造业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制造业关键领域。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为“十五五”时期新型工业化开放发展指明了方向。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开放中谋发展，在合作中促安全，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放宽制造业领域市场准入。健全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接轨的政策法规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吸引力，优化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完善企业跨境融资政策。深化国际产能合作，鼓励优势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完善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和产业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十四五”的实践突破到“十五五”的战略谋划，新型工业化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它既是重塑经济体系竞争力的“主引擎”，也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金钥匙”，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回顾“十四五”，我国以创新驱动夯实产业根基，以数字赋能激活转型动能，以集群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在产业基础再造、优质企业培育、先进集群建设等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让中国制造的规模优势持续巩固，更让中国智造的质量优势加速凸显。但同时，工业占比过早下滑的隐忧、“卡脖子”技术的制约、创新投入的短板、绿色转型的压力，也客观揭示了新型工业化仍需突破的结构性瓶颈，这些矛盾既是“十五五”时期必须直面的挑战，更是推动工业化向更高质量跃升的战略抓手。

　　面向“十五五”这一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绝非简单的路径延续，而是一场关乎发展逻辑重构的系统性变革。这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始终锚定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目标，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打破技术壁垒，让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形成闭环；始终把握数实深度融合的时代脉搏，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人工智能为工具，推动工业从生产型向价值创造型转变；始终坚守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底线，将减碳、降耗、增效贯穿工业全生命周期，让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协同共进；始终秉持开放协同共赢的全球视野，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优化国际资源配置中提升产业链韧性，既守护中国制造的安全底线，也拓展中国创造的全球空间。